左荧（1917——1984），著名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家，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和广播电视教育的开创者之一。左荧一生致力于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对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赵玉明主编）收入有左荧部分著述及纪念文章。
1.左荧生平
1917年7月，左荧出生于河南省获嘉县。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对残破的家国河山，左荧与其他进步青年一道组织了“开封抗敌流动话剧团”并活跃于河南新乡、博爱、焦作、修武及太行山一带，通过话剧演出的形式投身抗日救亡，教育人民，团结抗战。一年后，左荧和剧团部分成员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陕公高级研究班学习。1939年，左荧进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任学生会主席。在这一年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生党支部书记。参加工作后，他先后担任鲁艺院务处指导员、《解放日报》编辑。1946年他转入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担任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军事组组长。解放战争时期，左荧跟随党中央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参与报纸广播的稿件撰写工作，为瓦解敌军士气、团结教育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左荧先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主任，编委，副秘书长，地方广播部主任兼国际联络部主任，业务研究室主任。他立足所在岗位，与同事们一起为发展地方广播事业、建立农村广播网、加强广播事业的对外交流沟通等做出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1959年8月，左荧被任命为新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副书记（后为党委书记），又任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其间他经历了学院的停办和改建也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迫害和打击。1973年他被任命为北京广播学院复校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开始了百废待兴的二次创业。1975年，左荧先后任中国唱片社社长、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联络部主任，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理台长（因病未到任）。1984年12月4日，左荧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
2.左荧的新闻教育实践
从《解放日报》到新华通讯社再到新华广播电台，左荧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这成为他主持北京广播学院建设的宝贵财富。回顾左荧的新闻教育实践，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突出特色，办出水平。
左荧重视广播电视教材的编写，他要求全体教师拿出具有广播电视专业特色、反映广播电视性质和阐述广播电视理论的自编教材。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下，仅两三年时间《中国新闻广播文集》、《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毛泽东同志论宣传工作》以及《采访写作》、《新闻广播史》、《广播概论》、《编辑评论》、《录音报道》等一批有广播电视专业特色的教学参考材料和教材就相继完成并在内部试用。他还注重专业书籍和期刊的编写工作，先后主持编印了《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两本著作。
1964年底，中央提出了关于发展外语教学的七年规划，左荧认为一些非通用的小语种可以成为学院的特色。于是一年之中，泰米尔语、意大利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希腊语、葡萄牙语等23种小语种专业相继开设并开始招生。专业学习之余，外语系也结合学院特点，开设了采访、编辑、播音等课程，这些并举的措施让广播学院的外语系一跃成为全国重点外语院系之一，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相关单位输送了一批小语种定向人才。第二，尊重人才，关心学生。
来到广播学院之初，面对学校一穷二白的局面，左荧双管齐下，一方面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知名高校中选拔了一批优秀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另一方面又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一线工作单位抽调了部分经验丰富、业务过硬的“老广播”来到学院，形成了一个以老带新、理论实践兼备的近百人教师队伍。
其间，他曾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中央广播局原副局长温济泽带进了广播学院，并以同志相称。此时的温济泽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头目和“右派分子”。这种对人才的尊重和信任也成为了他在“文革”中遭遇批斗的直接原因。
本着对学生成人成才负责的原则，左荧从入学之初就对他们提出了“三过硬”的要求，即编采专业学生必须做到“笔头过硬”；播音专业、外语系学生要做到“口头过硬”；而摄影专业学生必须做到“机头过硬”。这种要求看似严格，可却在很大程度上督促了学生们的学习和实践。第三，注重实践，以身作则。
左荧要求学生在学习之余接受更多的实践熏陶，从大一入学开始就组织各种参观、劳动、实习活动，让他们广泛的接触社会，接触广播实务。他倡导开门办学，把众多一线新闻工作者请进校园、请进课堂为同学们授课：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以及语言学家吕叔湘、林焘，语言大师侯宝林、单弦表演艺术家白凤鸣等都曾被邀请到学校座谈，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左荧经常亲自下到教研室和教
学班之中，跟教师同学们一起分享学习经验。他还经常亲自为全校师生做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报告，传达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以扩展学生的视野。左荧主动承担了《广播业务常识》课程的授课任务。在他看来，这是校领导下到教学一线，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
为了提升师生的政治素质，左荧特意将自己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时期珍藏的毛泽东同志广播手稿贡献出来，作为新闻系教师教学交流的典范教材使用。用毛主席亲自修改、撰写的广播稿件为案例进行实践教学，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认知水平，使学生们深受教育。第四，心系广院爱校如家。
在左荧的心中，广播学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学院创立之初左荧就提出了创办“万人大学”，将广播学院打造成广播电视人的“灵魂家园”这一构想。可紧接着到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使广院连续两三年停止招生，一批教职员工也被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上。正当全院师生人心惶惶之时，突然传来了国家批准广播学院重新招生的指示。原来，在左荧的各方奔走下，中央有关部门同意广播学院于1963年以“中文专修科”的名义重新招收播音班学员。就这样，广播学院在左荧等的努力下起死回生了。
为了创办“万人大学”，左荧和同事们为学校的扩建争取资金、选取新址。经过反复筛选，广播学院最终将新址确定在北京市东郊定福庄原石油中专的旧址上，也就是现在中国传媒大学所在地。正当学院的发展势头渐起之时，一股席卷全国的“文革”风暴于1966年来临。“四人帮”将广播学院污蔑为彭真的“黑基地”，污蔑左荧是“黑帮分子”。左荧遭到错误“审查”和批判，学院也被勒令解散。上世纪70年代初，左荧和学校的部分员工一起被下放到河南淮阳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那里，年过半百的左荧白天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还要接受批斗、写反省材料，这样日复一日的折磨使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可左荧并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因为他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始着手重新建设。作为恢复北京广播学院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左荧顾不得身心上遭受的折磨和伤痛，带领大家砌围墙、挖水沟，修整在动荡中被损毁的校园。他又多方奔走，重建图书馆、劝说在“文革”中离职的教师回到学院任教。复校的广播学院还举办了全国在职播音员学习班，可这样的努力却在“批林批孔”的浪潮下被说成“克己复礼”，左荧再次受到批判。
接连而至的批判没有动摇左荧的意志，1974年北京广播学院终于迎来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的入学，学院的教育教学秩序得到了初步恢复。在此之后左荧还曾设想扩展学院的人才培养结构，他曾和新华社副社长邓岗、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罗列等同志共商新闻人才培养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践。1974年冬，因工作调动，左荧离开了北京广播学院调任中国唱片社社长。
3.左荧的新闻教育思想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新闻实践，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广播电视管理和教育工作，左荧始终坚持实践与理论的高度统一，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新闻思想和教育理论。一是坚持党性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学生头脑。
左荧坚持将培养学生的党性原则放在首位。为了时刻保持对学生思想情况的关注，他安排任课教师担任学生班主任，与学生们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为了让学生们能时刻了解国家发展情况，他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和中央部委领导做有关形势政策的报告，讲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讲授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概况和世界各国新技术的发展情况。通过多种形式，全院师生的政策水平得到了提高，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使命感均得到了增强。二是坚持实践主导，强调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左荧认为广播电视人才的培养应满足实践需要。他主张领导干部深入一线，通过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要求青年教师不断提升实践水平，提高授课质量；他要求学生业务过硬，提出了从基础写作到熟练掌握新闻采写“一条龙”的主张。三是坚持特色办学，重视提升教学质量。
作为专门培养广播电视人才的高等学校，找到一条符合广播电视教育教学规律的发展之路是学院生存发展的基础。左荧强调教师队伍的专业性，注重专业教材的编写。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他强调基础课的重要性，要求学生通过学习现代汉语提高语言驾驭和表达的能力。四是坚持服务国家，培养小语种人才。
在国家急需外语干部的情况下，他主张从非通用语种教育出发，为国家培养人才。23种小语种学科的建立，为广播电视系统和其他外事机构培养了多种语言的编辑、记者、播音员和翻译，也使广播学院成为了全国重点外语院系之一。
左荧的一生与广播电视结下了深切的缘分。如今，昔日的北京广播学院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流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蜚声中外的万人学府。当年左荧定下的将北京广播学院打造成广播电视人“灵魂家园”的宏伟构想，正在一步步实现。